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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视角的多元化

17-02-16 17:33 来源:中国甘肃网 编辑:张玉芳

  第二节

  一

  如前所述,在后现代主义小说写作中,文本叙事逻辑的非逻辑化的重要实现方式和主要体现方式是叙事视角的多元化和叙事语境的差异化,以此为基础形成后现代主义叙事的解构主义叙事策略,写作成为文本碎片间的自由穿梭。

  首先,我们来看冯玉雷后现代主义小说写作实践中对于叙事视觉自由的创造性运用。简单的讲,叙事视觉是作者在话语叙事中“看”和“说”世界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体现了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诉求和心意旨趣。作品叙事视角不同,作者所看到的世界景象和世界意义就会大为不同。在传统小说叙事中,叙事视觉一般相对固定,因而作品的叙述格调和文体风格大致整一。通常,传统叙事既可分为第一人称叙事、第二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又可分为旁观式的对象化叙事和内意识化的主体性叙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叙事视角,传统叙事都可以说是一种焦点式的叙事视角。所谓焦点式的叙事视角,就是指作家在叙事中从某一比较明确的立场或观点讲述故事和观照世界,形成一种聚焦式的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方式。在焦点式叙事中,即使作家可以自由不断变换叙事角度,也不过是作家从不同侧面对同一叙事对象的观照而已,但作家在叙事中总是具有明确的审美意向和叙事逻辑,形成文本统一的叙事风格。因而,在传统叙事中,叙事者的声音基本上前后一致,作者的思想立场和情感倾向明确统一,叙述中一般强调中心人物、中心事件、中心思想的突显,这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写作甚至包括早期现代主义作品的写作经常采取的叙述方式,形成经典叙事的基本特点。

  但是现代的小说写作,特别是后代主义小说叙事,文学文本在写作中体现出无中心人物、无中心事件甚至无中心思想的特点,作者在叙事中颠覆了传统叙事的焦点式透视的叙事逻辑,在叙事中强调叙事视角的多元化,甚至使叙事视角成为一种独特的修辞方式,构造自由多样的非逻辑化的叙事文本,在多元视角的变换之下,在故事的虚构中形成了意蕴极不相同的多重世界图景,从而造成审美意向多重、审美风格差异、叙事技巧多元以及叙事语言多样的零散化和碎片化的文学文本。在这样一个多元叙事视角形成的多重世界图景中,小说的艺术风格、审美趣味和艺术语言就和传统小说极不相同。在叙事中采取自由的多元化的叙事视角,形成区别于传统认识论对世界进行焦点透视的方法,而表现为一种对世界展开散点透视的方法。所谓散点透视的方法,就是中国绘画所追求的移步换景的艺术方法。也就是在叙述中,随着叙事时间的延异,叙事者在不同的叙事语境中不断地变化叙事视角和叙事风格,形成文本不断解构与重构的差异化叙事结构。这一移步换景式的对世界进行关照和阐释的方法,在叙事中形成多点透视的叙事方法,从而从不同的叙事视角对世界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度化叙述,在不同的视角形成的不同的多个透视点下,作者的文本叙事更加自由灵活。在这种多元化的散点透视中,作家在叙述中可以不断变换和调整叙述态度、叙述风格和叙述声音,自由地敞显世界的多样化姿态,而且,叙事者的思想更为自由,主观化的想象空间更为宏阔,艺术创造的可能性更为丰富。这种叙述方法在现代小说中比较常见。但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这两种叙述方式在写作中也常常互相渗透,互相交织,运用得当,就能创造出艺术精品。

  冯玉雷在其后现代主义小说写作实践中,以经典小说叙事为基础,大量融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以宏阔自由的想象力和深刻的现代意识,创造性地融入了经典叙事、现代主义叙事和后现代主义叙事等叙事模式形成的多元化的审美元素和艺术技巧,把极不相同的叙述方式创造性地融为一体,形成小说文本多元共生的美学特征;而在作者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中,以散点透视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化叙事视角的运用,更是形成其作品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叙事艺术的重要基础。冯玉雷创作中,前期作品如《陡城》《野糜川》《暗洞》《饥饿》《敦煌百年祭》等以经典叙事方式为主,而从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开始,他展开小说叙事艺术新的探索和写作实验,叙事采取了以散点透视为结构特征的多元叙事视角,在作品中创造了彼此奠基、层层铺垫、相生相成的多重语境,从而形成作品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敦煌遗书》进一步发展了《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艺术探索,作者叙事视觉的多元化表现得更为纯熟,可以进一步描述为自由的多点透视方式。作者在文本叙事中,常常随境而发、随情而生、随意而起,采用描写、抒情、戏仿、戏谑等杂糅性的叙事策略,在每一点都可能展开出人意料的无拘无束的自由书写,可谓曲折回环、奇峰横生,在层层语境的生成和彼此奠基中以逻辑的非逻辑化的叙事方式,形成他的小说叙事的迷宫。在冯玉雷的小写作中体现出的对叙事视角表现性的强化成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写作的重要特征,这也是实现小说叙事逻辑非逻辑化的重要方法。

  二

  从《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和《敦煌遗书》这两部长篇小说出发,具体分析冯玉雷写作所体现的视觉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叙述方法。这两部作品和其前期大部分作品一样,都是以敦煌为写作对象,以广阔的西部世界为题材,面对的是一个地域广大、地理地貌丰富苛苦、政治历史动荡、文化形态多元、国家民族问题丛生的大千世界。作者要在作品里书写这一世界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存背景、不同政治背景下相融相生的不同的人的生活、性格、灵魂和命运,并在这一书写中展开自己的自由思考,题材处理的难度非常之大。作者在这一题材的处理中,创造性地采取散点透视方法,杂糅多种艺术手法,把各种不同的多样化元素整合在自己的作品里,形成以敦煌为中心的一个“巨大的文化意象”(著名评论家雷达语,见《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序言),展现了西部多姿多彩的文化图景、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并在这一丰富的展现中,作者关于历史、文化、生命、美等自由而丰富的思考、追问与体验也穿梭于文本之中,使作品能够把现实与历史、形而下与形而上、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构、现实与浪漫、庄严与幽默、神圣与戏谑、有序与无序、精致与杂糅、细腻与戏拟等多种相反相对的审美元素在文本中创造性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作品富有张力的开放性的审美结构,并在这一张力中实现了作品的复调特征,使作品无论在审美意蕴上还是艺术性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可以说,正因为散点透视的叙述方法被作者创造性地、富有个性地在作品中灵活运用,才形成作品富有包容力和表现力的叙述艺术。具体而言,作者通过叙述视点的不断转换,在叙述中营造出不同的叙述语境,把目光和笔触伸进现实、历史、人性、爱情、艺术、宗教等不同的生存层面加以叙述,亦实亦虚地在不同层次表现自己对人与世界的体验与理解,形成作品独特的艺术性。作者以多元化的叙事视角为基础,在文本敞开的多元化语境中面对西部的世界不断地进行跨时空的精神超越与回越,从而在虚实相生的叙述中形成作品超越性的精神品位和审美境界。因此,只有充分深入分析和理解作者多元化叙述视角的运用,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后现代主义写作实践的美学意义及其创造的小说文本的丰富意蕴。

  我们首先来分析《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在创作中多元化叙事视角运用的具体表现。这部作品中,作者散点透视式的叙述视角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主要的基本视点:

  第一,以罗布奶娘等为叙述焦点的本土化视角。作品中罗布奶娘是一象征性的形象,她坐在鸣沙山上,在世事变幻中执着眺望并守护着西部大地、守护着西部历史、守护着生息家园、守护着孩子,也守护着亲人希望,在西部天地与文化之中阐释对生存与生命的体验与理解。作者通过她和有着九个头的泥塑正统十一进行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与历史反思,以独特目光揭示西部人的心灵史、生存史和命运变迁。在这个叙述视角下,作者从古经、神话、历史写到现实的风风雨雨,又把现实的风风雨雨融入古经、神话、历史之中,亦实亦虚,笔调深邃而又多情,写出六千大地和六千大地上男人、女人的坚韧、粗犷、赤诚、多情和灵性,揭示出西部文化的精神生命和厚重灵魂,形成作品象征性、表现性、哲思性和唯美性等多种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审美格调。

  第二,以蜂拥而至的西方探险家为叙述焦点的西方化视点。从这一叙述视角,作者通过一个个西方探险家的眼光,一步步揭开了西部的神秘面纱,揭开了岁月掩盖的西部历史。在这里,作者展开对西部的自然地理、人文景观、生活状态、历史变迁、政治博弈、民族命运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描写,既写出了本土化的原生态的生活图景,又在历史文化的挖掘中凝聚出绚丽的精神梦想,更在这一历史与现实的穿透中揭示出西部生存景观和历史文化蕴含的不死的精神魅力。作者笔下,大地、天空、高山、大漠以及栖息于天地间的万物,至性至灵,富有诗意;爱情、恩怨、苦难、生死、宗教、信仰等人生人性状态,自由动荡,豪迈悲壮。在这个叙述视角下,作者以西方探险家的探险活动为线索,以历史的眼光突入并揭示西部大地厚重的历史文化地层和诗意的生存状态。在此叙述中,作者以现实主义的经典叙事为主调,既有真实性的历史性叙述,又有浪漫主义的想象和诗情,还有形而上的终极思考和信仰追问,形成这部作品经典的人文化叙事语境和审美格调。

  第三,以佛教、道教等宗教世界为叙述对象的宗教视点。《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在对世俗世界的叙述中,也采取了具有超越性的宗教视点进行叙述,对西部这一宗教圣土进行深刻表现,形成作品不可缺少的意蕴层面。在这一视角下,作者以宗教情怀揭示了人性至善至美的精神境界,把天地之无限与人之精神超越描写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那雪域佛国的圣洁、善男信女的虔诚,涤荡着人性的丑恶,守护着人性的善良与圣洁;郭元亨、河口、易喇嘛等佛门子弟,在人性的丑恶、贪婪与残忍面前毫不动摇地践行自己的虔诚信念,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信仰,表现出生命的尊严、崇高和神圣。在这宗教的世界里,天地之仁慈与人之生存的崇高相生相化,敞开了人之存在的精神家园,在生死无常、善恶争斗的世俗世界里为人类守护并召唤着神圣与至善。这个叙述视角成为提升作品精神境界的重要层面,使作品的意义超越了西部题材、超越了文化,成为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普遍性反思。在这一叙述中,形成作品高度精神化的博大圣洁的美。

  第四,作品中还有一个以唐古特、阿克亨、西海、锁阳、楼兰、香音、若羌等生动形象构成的平凡而又伟大的西部草根群体,在对他们生存世界的叙事中,形成作品朴实深沉的草根式的叙事视角。作者通过这叙事视点,揭示了西部人自由洒脱、生死如一、敢爱敢恨、乐观坚毅的精神品质,展现出他们身上古朴、幽默、机智的率真天性,从而显现出西部文化淳朴真诚、厚重深刻的本真状态,使西部世界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和圣洁的灵气。这一草根式的叙事视觉,使作者的文本叙事扎根于西部民众的生活和生存,从而拓展了文本叙事的生活空间和心灵空间,使文本故事更为丰富多样,并形成独特而又重要的叙事语境和审美格调。

  第五,从作品叙述中不断凸现出来的叙述者的视点。在文本叙述中,叙述者意志不断切入到作品中的世界,打破叙述事理与情理,形成最具作者自我意识的一种叙述视角。作品以象征性、隐喻性、神话化等多种艺术思维方式展开解构性的文化反思、生存反思和哲学反思,形成个性化的叙述格调,这种叙述常常打破文本的叙述进程,颠覆文本的意义世界,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叙述中,作者有意采用戏仿、夸张、象征等艺术方式,甚至闯入文本叙述中制造杂音,进行扰乱,制造一种幽默、戏谑、荒诞、杂糅的审美风格。这个叙述者的视点贯穿在作品之中,使作品在其他几种叙述的基础上获得了又一阐释基础,从而使文本更具阐释的可能性。如关于在揉搓中呻吟的糜子的叙述;关于那话儿的思辨;关于观念、美尾等羊家族的命运与它们的思考对话;骆驼的开口大喊“人文主义”以及行为艺术的思考与描写等等。这些超现实的描写与叙述,从文本整体意向来看,都是在叙述的文本穿梭中对文本整体性的颠覆和解构,展现出作者超越作品世界的另类化思考与反省,造成文本的游戏化和碎片化,从而使作品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叙述风格。

  以上几种基本叙事视点是对《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多元化叙事视角的简单概括,这几重叙事视角在文本叙事中彼此生成又彼此相对,形成作品叙述中不断解构与重构的文本意义生成之路,体现出文本叙述逻辑在叙事延异中非逻辑化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和艺术特征。因此,这几种基本的叙事视角在作品的使用中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彼此交融、交相为用,从而形成作品富丽多姿的叙事方式和意味深长的意蕴世界。

  当然,这些叙事视角的创造性使用,既不断生成了层层铺垫的文本语境,又以层层文本语境为基础在叙事中形成自身叙事逻辑的合理性。冯玉雷在多元视角下展开的后现代主义写作就是以经典叙事语境、现代主义叙事语境和后现代主义叙事语境的彼此奠基为基础的多元化语境互生的创造性文本叙事,叙述中体现出解构性的叙事逻辑的非逻辑化过程,并由此形成了其作品反讽式的、多元化的解构主义文本形式和审美特征。关于文本叙事语境的生成和铺垫及其艺术意义的阐释,后文将进一步分析探讨。

  三

  《敦煌遗书》进一步发挥叙事视角多元化的特点,形成了作品多点透视的叙事结构。这部作品比《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更为凝练精辟,思想也更为深刻自由,语言表现出纯粹的诗意之美。作者更自觉地采用后现代主义写作立场,在叙事策略、故事叙述、文本层次结构和叙述话语等方面匠心独运,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和美学格调。从叙事视角来看,作者能够做到随境而发、随情而生、随意而起,无论是文本语境的铺垫与创造,还是多元化艺术元素的创造性运用,都能在叙事中做到文气饱满、自然而然。关于《敦煌遗书》中丰富的叙述视角的运用,我们不做宏观性的描述,后文相关章节将进一步展开论述和描述。在此,以《敦煌遗书》开篇章节为例,从作者叙事的一个点上来具体分析其叙事视角运用的艺术性及其美学意义。

  《敦煌遗书》开篇《不是走光,是跑光》一节叙述视角不断变化,叙述事件很简单:一只走失的母羊被一群士兵扑杀的过程。这样一件简单的事件,在叙述中却喧嚣而热闹。世界沸腾而不安,人的行为焦躁而荒唐,作者的叙述却反复以非常方式不断延展,这种叙事就是逻辑的非逻辑化的解构和重构的游戏,在这个叙事游戏中,作者为文本叙事的展开奠定了多重基调。

  一开篇,作者就先声夺人,以排比化的铺陈方式,描写了一副荒诞而激情的裸奔场景,给本节也为全书奠定了作品叙事的独特语境:

  有人看见夸父与太阳在沙漠里进行裸奔比赛,有人听见成千上万只羊皮鼓呐喊助威;有人看见夸父一头栽进了约特干芦苇湖,有人听见夸父喝完湖水后不住地喊渴;有人看见夸父奔跑在沙丘与沙丘之间,有人听见各种不同类型有关裸奔的阐释;有人看见不计其数的夸父扮演者、模仿者、追随者、持不同观点者在亚欧大陆踏出了丝绸之路;有人听见清朝秀才夸父与英国考古学家戈特相撞爆发出天崩地裂的声音。

  这段叙述中,作者以传奇式的语言渲染和重述了夸父逐日故事。作者叙述视点不是落在神圣的逐日上而是落在行走过程的“裸奔”上,不是落在夸父“裸奔”道路上的孤独和伟大而是落在“裸奔”行为带来的喧闹和激情上。作者对夸父逐日这个经典神话故事的叙事逻辑的非逻辑化的解构性叙述,颠覆了夸父逐日故事的经典意义阐释,从而使这一叙述获得更多更广泛的意义勾连,形成了一个新的意义世界和叙述语境。这一语境使往古神话故事和现实人的生活相联系、使古老传统文化的精神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精神信仰相联系、使古朴的生命热情和意义追求与当下的生命激情和意义寻觅相连系,更使人的行为和往古的历史与悠悠的天地相融合。“裸奔”——大地上“曾经”、“正在”上演的这一具有真实与虚幻、真诚与夸张、执着与绝望、激情与荒诞等多重意义的行为形成反讽式的意义世界,既成为作者叙述展开的多元化语境,又在某种意义上以虚实相生、真假莫辨的言说而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精神的象征。作者在开篇敞开的多重意味的文本语境和象征性世界意义正是作者后现代主义叙事的基础,在意义世界展现的多元语境中,赋有不同灵魂和文化气息的人、故事以及天地生灵都获得了自由言说的逻辑基础和生命活力,因而人、故事以及万物生灵等在不同视角下的言说和叙事具有了自由的可能性。

  第一节关于羊的故事的叙述就在荒诞化、象征化和寓言化的多重语境意义中展开,作者以非逻辑化的叙事逻辑从羊的立场展开叙事,形成结构故事的独特方式。在“羊”叙述视角下,作者以羊的眼睛、羊的思想和羊的感觉等多方面描写和叙述喧腾的世界。

  这是一只什么羊?作者写到,这是一只“一月前成为母亲的母羊”,她迷失在约特干森林。迷失中,“她在张望。虽然没有听到撞击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马蹄声、枪声、喘息声和争吵声,她还在张望,迷茫地张望,全神贯注地张望。”张望中,母羊意识到危险,在危险中回忆到万千年来如何被剃光身子,在众目睽睽下裸奔行走;如何吃着歌声和文字进入人类的传说和人类的神圣仪式中,“虽然母羊从被迫进入仪式那一刻起,就全心全意地顺从着人们的意志,虽然古老哀伤的歌声流遍全身,虽然古老的桦树皮难以下咽。”这一失去自由、失去自我的“羞涩”而且“勇敢”的羊最终成为人类“神秘仪式中的媒介物”。

  “羊的视角”是孱弱者的眼光,也是智慧的眼光。这种眼光下阳光、草地、树木等天地万物是美丽的,但人的世界却是迷茫、喧嚣而荒诞的: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采诗、善爱和娇娇刚刚进入青春期就迷恋上裸奔?怎样才能使这三个不幸少女摆脱恶魔控制?”于是,人们在阳光下、笑声中屠杀这只孱弱的母羊,试图通过血腥的杀戮游戏解决精神上的迷茫。母羊感知着痛苦、感知着残暴、感知着羞辱,同时也在打量着这群疯狂、荒诞、喧嚣和恐怖的混乱的非理性的在裸奔着的人的世界。

  在这混乱而荒诞的世界中,羊是清醒的,她是自尊而无奈的,她面对的是策划着屠戮游戏的元浩所领导的暴徒和屠戮者;她是睿智而富有远见的,她清晰地看到了西部大地上不同的利益集团、野心家、阴谋家和英雄者等上演的行为艺术——他们在争夺中裸奔,在裸奔中争夺。在羊皮替死去的羊讲述这一西部大地上上演的宏大持久的裸奔行为艺术之时,元浩领导的一群暴徒也在疯狂而热情的参与和上演着这一行为艺术。旗子、枪、子弹、鲜血和黑风暴等一起上演着他们导演的行为艺术,他们在残忍的屠戮中争夺和占有,他们在欲望的裸奔中屠杀。在屠杀的行为艺术中,一切都变了……

  在羊的叙述视角之下,作者以戏谑语气描写混乱的人的世界,以孱弱善良的羊对世界和历史的感觉描写人类的荒唐和恐怖;以羊的挣扎和思考、自尊和自爱,写人的荒诞、残忍和堕落。在人的欲望游戏中,人成为绝望的裸奔者。在关于羊的故事和人的故事的对比性的叙述中,作者以看似荒唐荒诞的逻辑揭示着一种人类生存的真实。在这一叙事视觉下的叙事过程,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叙事中叙事逻辑的非逻辑化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羊的视角展开充满戏谑的叙事,他使用多种艺术手法,诸如描写、抒情、戏仿等,在特定的语境中形成作品拟人化、象征化和寓言化的艺术特征,使文本话语所敞开的意义世界不再是简单和清晰的,而成为具有多重意蕴的模糊化的反讽式意义迷宫。在这个意义迷宫中,文本以一种拒绝阐释的姿态召唤我们去阅读和理解。其中,“裸奔”作为作者对人的行为艺术的描述,常常更普遍地用来描述大地、天空和万物在历史、传说和现实中上演的行为艺术,从而在作者的叙述中成为最富有深蕴的哲学化话语。

  清醒而冷静的眼光,喧嚣而荒诞的世界,冯玉雷开篇即以独特的叙述视角拉开了《敦煌遗书》这部作品的序幕,又为全书铺垫了多角度、多元化的意义世界和叙事语境,打开了文本自由丰富的艺术想象空间,美丽而丰富的故事开始了。

  总之,无论是文本多元化视角形成的散点透视,还是具体叙事视角的多元化展开,冯玉雷在后现代主义小说实践中,都能创造性地运用多种叙述手法和艺术元素,创造多重化文本意义世界,形成文本丰富的叙述语境,从而使艺术创作别开新境;而多元化的文本语境是这一叙事艺术十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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