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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充满神性的敦煌文本

17-02-21 16:20 来源:中国甘肃网 编辑:张玉芳

  人们对冯玉雷这个在甘肃大地上默默耕耘的青年作家并不十分了解,但是,随着他一部部重量级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大家开始对他的实力刮目相看。特别是2006年,他历时八年创作的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在文坛上引发了一次小小的地震。也许是巧合,就在去年,德国汉学家顾彬断定“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时隔不久,叶匡政又在网上声称“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了”,并且指出十大死亡症状等等。为什么有着几千年持续发展文明传统的中国在文学进入市场后,其精神就变得复杂起来?七八年前大家谈论的一些梦想,似乎在一夜之间遍地开花,但没有结出人们期待中的丰硕成果。为什么中国出不了托尔斯泰、卡夫卡这样的伟大作家?为什么没有鲁迅、胡适这样的大言论家?为什么总是难以出现触及人类灵魂的真正杰出的伟大作品?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在上海作家创作班上发表题为《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的演讲时认为,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导致了文学精神生态的巨大危机,而具有“深度”、“本质”和原创性的征服性写作罕见,这导致创新精神的失落。不过,好在这种“创新精神的失落”并不是作家群体的集体行为,也有不少作家在默默地进行着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探索。冯玉雷就是这样一位不为人所瞩目的辛勤耕耘者,他的创作状态及创造成果是对顾彬的最好回应。雷达先生在为《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写的序言中谈到:“……这样奇异的文本尚不多见。我甚至一时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部标明为‘小说’的复杂文本,姑且以‘文化小说’名之。必须承认,它为我带来了强烈的知觉冲击和浩阔的阅读感受,包括大量关于敦煌和西域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疑案,科学知识。我相信读到这本书的人,也会和我一样,为它的历史意象的丰富,斑斓,多元,神奇和无极的寥廓感而发出赞叹。”1我觉得,雷达先生所谓的“奇异”和“复杂”,是指冯玉雷的小说文本超越了“今天逢迎读者和消解读者的如凶杀、暴力、色情文学,不负责任的网络写作、地摊写作甚至堂而皇之的‘成人写作’,以及由出版社策划、从市场找热点、多名枪手共同协作的‘新三结合’等写作现象。”2

  一般情况下,我对“奇异”的文本心存戒备心理,因为大多数作品的“奇异”元素都营养不良,经不起阅读。可是,当我拿到沉甸甸的《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神圣感。这部小时小说读起来颇为费力,原因有二:其一,我的故乡虽然也在西部,但是,对敦煌文化的历史知识并不十分了解;其二,现代作家大多把读者看成是上帝,媚俗迎合,失去自我,而这部小说则呈现出一种卓然不群得的姿态,不断地为读者提供意想不到的新东西,令人惊奇;其三,冯玉雷把时空坐标定位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发生在中亚腹地的人文地理大发现,他笔下的人物语言、整体结构、形象塑造、文化思考等等,在现实、神话及梦想之间自由穿梭,各种文化意象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开始,我几乎读不下去。可是,当我把稿件搁置几天后,小说中的人和事又再三往脑子里钻,那些艺术元素明明白白地展示着一种独特的运动轨迹和规则,于是,又抽空来阅读。慢慢地,我进入了冯玉雷耗时八年精心创造的小说世界。我惊喜地发现,这是一部需要打开心灵、平心静气地阅读的大书,他没有简单地将那些西方探险家定性为窃掠者,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科学、探索的精神写了这些人对敦煌文化的痴迷和崇拜,对中国西部瑰丽山川的情思与向往,也写出了他们更为人性的一面,而在艺术手法上,他几乎完全打破了纯写实的小说模式,冲破传统和自我,运用多重思维方式——尤其是神话思维,进入到一个新的艺术领域中自由驰骋,以现代技法和浪漫主义文笔,天马行空,纵横捭阖,表现出一个成熟作家的奔放和洒脱。他那独特的艺术语言不仅讲究精练和肉体可感性,同时还讲究声调、色彩的综合美;不仅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空交错,而且把不同场景或层次连接、组合成一个如梦如幻的理想世界。小说中寄托他理想、追求的人物无不被这种语言赋予灵动的生命。语言的生命背景、文化背景、情感背景,都依据于从甘肃到新疆、从青海到西藏,整个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广阔地区。在由他的语言和意象构成的艺术世界中,人的灵气与大地的灵气并生,而各种高度符号化的小说元素酝酿成了一种强大的包容力,并且转化为作家的意志和生命,弥漫在字里行间。作品中虽然也有恩仇战争、勾心斗角,但是,最大限度地呈现给读者的,是博爱和人文关怀。有了这个基点,作者在叙述时就可以不拘一格,挥洒自如。例如,小说中有这样几段:“……孩子顺利出生,可是,没奶吃。小娘子要求丈夫用新米熬汤,催奶。米汤说我无能为力。孩子饿得大哭,小哭,无声地哭,抽象地哭。丈夫六神无主,责怪她:你是女人吗?生下娃娃怎么没有乳汁?小娘子说我又不是月牙泉我怎么知道?”“……大英雄走到敦煌绿洲边缘,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他掉转马头,向匈奴骑兵冲去。匈奴人正遵从匈奴王的命令坚持不懈地填埋地乳。他们杀得昏天暗地,最后,大英雄精疲力竭,他不想被匈奴骑兵撕裂自己伟岸的身躯,他骋望三危山,纵马跳下鸣沙悬崖。匈奴骑兵崇拜这种英雄行为,想对大英雄的死亡表示敬意——忽然,悬崖里伸出无数只巨手,在大英雄即将落地时接住,然后拉进石崖。这一组奇异动作瞬间完成,如同优美的魔术……”在他的叙述中,“米汤”竟然也开口说话,并且参与到人类的思维活动中,同时,小娘子委屈地说“我又不是月牙泉我怎么知道?”,言下之意,她没有月牙泉的灵气和神性,所以,在作家的心目中,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把所有的自然、人文元素都看成是有灵魂有思想的存在物,特别是,当大英雄表现英雄主义没有成功,纵马跳下鸣沙悬崖,悬崖里却伸出无数只巨手,将他接住并且拉进石崖,保护起来。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段叙述,也最能代表《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艺术的“奇异”性,而在整部小说中,这样的“奇异”性无处不在,长江及黄河源、罗布泊、青海湖、尼雅古城、楼兰国等现实存在和夸父、西王母、大英雄、月牙、乐僔、茄丰、正统十一、罗布奶娘、蒲昌、荣赫鹏、普尔热、梵歌、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河口、奥得、潘震、杨恕昌、王圆箓、蒋孝琬、阿克亨、唐古特、香音、马荣贵、乌苏、辜鸿铭等神话、历史、传说人物都不再是一个概念化的形象,而是有血有肉的文化符号,它们共同演绎博爱,慈悲,包容。所以,就没有必要按照传统小说的要求来追究这些符号的来龙去脉,正如同品味葡萄酒的味道没有必要考察葡萄一样。所以,《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奇异”令我惊讶,而更多的则是欣喜:终于,甘于寂寞、敢于冒险的冯玉雷在新文学探索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新时期以来,文学创新问题一直是作家、评论家论争的焦点。西北政法学院副教授李清霞在评论文章《博大:源于对存在的敬畏》中说:“在个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日益流行的今天,文学正在走向边缘化、新闻化、世俗化、市场化,作家们对个体生存状态和当代城市生活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对存在本身的关注和挖掘因其耗时费力而较少为作者们所关注。现在的文学越来越满足于讲故事,停留在生活的表面,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世纪之交还出现了小说消亡的论断,难道文学真的只能走向“微缩”、“深奥”,“先锋”、“荒诞”和“下意识”、“下半身”吗?我想,真正的文学绝不是个人自恋式的精神抚摸,或卖弄文化、戏说历史,而是像《红楼梦》和《人间喜剧》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经典。然而知识储备的不足和精神的浮躁却使相当一部分作家有意识地回避重大的历史文化题材,《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作者冯玉雷却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动植物、环境学、生态学、考古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尤其是神话和绘画艺术的深厚功底使小说犹如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它需要我们用心去阅读,从中不仅能了解历史,获得人生的启示,还能获取知识,净化心灵。”李清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主要弊端:大多数作家只是浮躁地反映表象化的生活,却忽略了自身学术修养的充实、提高和对适应时代需求文本的创造。现在给这部作品盖棺定论为时过早,但将来要研究新时期文学转型阶段的文学创作,是无法越过冯玉雷和他的《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

  另外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小说文本的“复杂”性。这个“复杂”,应该指小说内涵的丰富、意象的生动活泼及艺术魅力的层出不穷。相对于传统小说的简单明朗、故事情节的单一、叙述模式的清晰,这部小说则完全抛却这一切,“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似乎这世界的所有一切都自然而然,彼此没有界限、阻隔,是如此的和谐,就像小说中不断出现的《莲花诗》:“我是那洁白的莲花,在光辉中诞生,被神的呼吸所饲养,升起,进入光辉,从污秽与黑暗中,我在六千大地开放。”莲花是洁白的象征,是美好的象征,只要莲花开放,所有的元素都可以沟通,对话。有了这样的“莲花”,作家就可以“逍遥法外”地挥洒笔墨了。读者游历其中,有“神游四荒,心骛八极”之感,当神话事件、历史人物乃至山川地理诸要素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竟然不觉得陌生,相反,是那么地亲切!康定斯基说:“任何作品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它常常还是我们感情的母亲。每一个文明时期也这样创造着其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艺术。试图复活过去的艺术原则至多只能导致类似死婴一样的艺术作品产生。我们不可能像古希腊人一样去感觉,用他们的内在生命去生活。所以,举例来说,力图采用希腊的雕刻原则创作出的只能是与希腊雷同的形式,而作品本身则永远是毫无生气的。这种模仿好比猴子的模仿。”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文化、经济全球化的交流与发展,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负面作用。对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而言,人们在思想和心灵上所经受的冲击也格外地激荡,综观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凡是优秀的作品“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离开这个时代,就没有产生的必要,即便偶然产生,也因为缺乏生存的环境而必然夭折。时代发展了,人们的思想和审美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如果还是按照传统文学方式来进行创作,那么,就会与人民脱离,与时代脱节。后工业时代物欲文化严重侵扰人类心态的健康,生活表面化、工作程式化、文化碎片化蚕食着现代人的心灵栖息地,人与自然、与他人甚至与自己的精神也处于疏离状态!这是多么可怕的精神危机!冯玉雷敏感地觉悟到了时代特征,在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中关注现代人心灵的失落、犹疑、痛苦及梦想,他没有带着猎奇心态刻意表现丑陋的阴暗面,而是在艺术世界中重新建构理想的人文生态,他不但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隔膜和疏离,而且,也彻底打破了自我与他者(包括一切外在元素)之间的差别,在他自由驰骋的“六千大地”中,自我与他者都敞开心灵,没有任何块垒。例如,小说中有一个开始不为人所注意的小人物——易喇嘛,他本来要经敦煌向南进入拉萨,到达莫高窟上寺那天,一位老喇嘛见面就拿出象牙盒子,说要是有人在拿着灵光玉,而且说到中国龙,知道《莲花诗》,就交给他。易喇嘛望穿秋水,默默等待,整整守候了五十多年。当他把那个盒子交给赫定时,浑浊的眼睛里流出泪水:“我本来要去西藏的,可是,因缘时会,这辈子只做了这一件事情……”易喇嘛要寻找精神上的圣地,却意外地、偶然地在敦煌遇到了一位老喇嘛,而老喇嘛没有问他的来龙去脉,更没有过多的考察和嘱托,直截了当地把一件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秘密宝盒交给他,这是多么开阔的胸怀和珍贵的信任?他似乎就是敦煌文化艺术的象征,可以想象,把易喇嘛换成一位逃犯、商人或者其他什么人物,都会被老喇嘛的开放与信任所感动,都会执著地完成这个使命!更令人深思的是,赫定打开盒子,却发现所谓的藏宝图只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秘密”!多少人的追逐、老喇嘛的托付、易喇嘛的坚守还有意义吗?作家要通过这个近乎荒唐的事件说明什么?我想起了冯玉雷写的一篇学术论文,比较研究贾岛诗歌《寻隐者不遇》与贝克特的现代荒诞剧《等待戈多》在哲学内涵上的同一性,其学术视野的开阔让我感到惊奇,在他的创作中,显然,也有类似的思考姿影;而且,把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现代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也体现出他独特的思维模式和文学眼光,所以,冯玉雷在表达他的文学梦想时就运用了大家习惯上认为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手法”。用这些外来的术语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是迫不得已,因为,大多数人一谈现代主义就以为是西方的,实际上,我觉得现代主义的各种表现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很多,例如,庄子是不是与马尔克斯有相通的地方?李贺的诗歌是不是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如果说《寻隐者不遇》是中国唐朝的“现代荒诞剧”,那么,《等待戈多》至少落后了八百多年,“荒诞剧”这个概念的提出是超前还是迟滞?冯玉雷在创作《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时,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受到某种时尚或者约定俗成的文学理念的束缚,而是沉醉于梦想,抒写生机勃勃、瑰丽多姿的唯美心象,所以,他的表现手法也超凡脱俗,很“奇异”,而这个“奇”,是“搜尽奇峰打底稿”的“奇”,而“异”是“日新月异”、“标新立异”的“异”,“奇”的合理,“异”的清新,他在浩瀚的“六千大地”中纵横驰骋,热情洋溢地讴歌纯洁、崇高、美好、和谐,通过大量的事件整合来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那么,其作品的人文精神内涵、思想艺术的境界,就会大打折扣。” 3而冯玉雷的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不管手法多么奇特,也不管他如何在历史与现实中遨游,他的审美趋向直指正面精神价值。几个月前,看到陕西青年评论家权雅宁为这部小说写的评论专著,名字叫《心灵的阳光》,我觉得很贴切,一个心灵充满明媚阳光的作家必然会关注人类的精神生存状况及命运变化,一个优秀的作家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在作品中体现出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中国作家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形成一种错觉,那就是把激愤批判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负面的社会现实固然需要揭露、批判,但作家如果只停留在“激愤批判”的层面上,就很难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而且也必然大幅度降低文学的品质和格调。冯玉雷的成功之处,或者说可取之处也正在于,他将温暖阳光照射到作品中的宏观意象和微观元素,于是,这些意象和元素都具备了神性。于是,整部作品都充满了光明而崇高的神性,这也是文学的终极价值所归吧。

  席勒说:“爱能使伟大的灵魂变得更伟大。”冯玉雷虽然是一个踽踽而行的孤独写作者,但他高举智慧和博爱的明灯,执著地去走自己的道路;他的灵魂又是自由的,他的精神与苍天、大地共同呼吸。将生活与理想有机结合,无拘无束地创造着自己美妙的文学世界,让原始的魅力和敦煌奇异的文化在六千大地上竞相绽放,他站在历史的高度书写六千大地的文化和六千大地的壮阔,所以,在他的笔下一切都是那么舒展潇洒、大气磅礴。虽然冯玉雷的《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这种对文学本质的准确把握及实践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且,在文学市场化日渐加剧的环境中,能够保持这种沉静和清醒,让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

  注释:

  [1]《敦煌:巨大的文化意象》,雷达,2006年4月6日,《文学报》;

  [2]《雷达: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陈熙涵,2007年12月28日,《文汇报》;

  [3]《雷达: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陈熙涵,2007年12月28日,《文汇报》;

  参考文献

  [1]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2]张应杭:《审美的自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3]李传龙:《性爱神话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4]冯玉雷:《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作家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5]冯玉雷:《唐诗《寻隐者不遇》与现代荒诞剧《等待戈多》哲学内涵的同一性》,《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5年第一期;

  [6]冯玉雷:《重述的误区》,《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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