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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源于对存在的敬畏——评冯玉雷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

17-02-21 16:09 来源:中国甘肃网 编辑:张玉芳

  《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是一部70万字的长篇巨制,评论家雷达称之为“文化小说”。作者冯玉雷沉醉于敦煌这一巨大的文化意象之中,远离尘世的喧嚣和诱惑,历时8年,为我们“还原”了一段奇特而又屈辱的历史,精心打造出一部独具魅力的文化精品。

  在个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日益流行的今天,文学正在走向边缘化、新闻化、世俗化、市场化,作家们对个体生存状态和当代城市生活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对存在本身的关注和挖掘因其耗时费力而较少为作者们所关注。现在的文学越来越满足于讲故事,停留在生活的表面,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世纪之交还出现了小说消亡的论断,难道文学真的只能走向“微缩”、“深奥”,“先锋”、“荒诞”和“下意识”、“下半身”吗?我想,真正的文学绝不是个人自恋式的精神抚摸,或卖弄文化、戏说历史,而是像《红楼梦》和《人间喜剧》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经典。然而知识储备的不足和精神的浮躁却使相当一部分作家有意识地回避重大的历史文化题材,《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作者冯玉雷却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动植物、环境学、生态学、考古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尤其是神话和绘画艺术的深厚功底使小说犹如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它需要我们用心去阅读,从中不仅能了解历史,获得人生的启示;还能获取知识,净化心灵。有人说这部小说写的是好,可惜读起来太费劲,远没有反腐小说来得痛快,没有武侠小说读起来过瘾,更没有那些所谓的都市言情小说或网络小说读起来轻松愉快。诚然,读那些小说犹如站在大街上看路过的美女或天上飘过的浮云,只一回头的刹那,你就会忘记,但冯玉雷的小说却让人震撼,久久难忘,很多故事和人物会萦绕着你,挥之不去。因为它深沉厚重,因为作者是用心在解读那段历史,因为作者对六千大地充满了崇敬和热爱,因为作家对古老文化和文明怀有一颗敬畏的心。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说:“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网。”[1]冯玉雷的小说不仅有鲜活的人物、奇特的探险故事、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还写出了19、20世纪之交中外各种势力和文化的复杂的关系网络,是研究敦煌学的重要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

  小说中的“六千大地”泛指中国西部,包括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历史上的“西域”及中亚细亚腹地等辽阔的地域,曾是中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敦煌就是这一大文化带的核心,敦煌文化融合了欧洲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以楼兰、龟兹、高昌等古国为代表的、独特的“西域文化”。伟大而神秘的敦煌文化不仅引发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亚地理大探险和考古大发现,引来了西方的探险者、觊觎者和劫掠者;也激发了作者的历史文化想象和创作激情。

  小说的主体是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震惊世界的那几次科学考察,作者从普尔热捕获天马引出第一次科学考察,以后各国的历次考察都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而存在,这颇有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意味,也使小说的结构显得松散。小说缺乏西方传统小说情节的连贯性,作者也不愿刻意制造悬念以吸引读者;小说似乎无意设计贯穿始终的典型人物,但对六千大地的土著居民的行踪却时时关注交代,也许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因为蒲昌、罗布奶娘、香音、阿克亨、唐古特、楼兰、王圆箓、奥得、蒙达、乌苏、马荣贵们才是六千大地真正的主人,而潘震、杨恕昌、蒋孝琬、辜鸿铭等只是匆匆过客,他们无法融入这片神奇的土地,那些考察者除英国诗人梵歌为敦煌文化和爱情而献身外,就连自称嫁给六千大地的斯文·赫定也是将藏经洞的经书、大量的壁画、文物运回本国的博物馆,所以,所谓的科学考察都只是披着科学文化外衣的文化侵略,更何况许多考察队都有装备精良的武装沿途护卫,甚至用枪炮开路。如果真的热爱这片土地,为什么不在六千大地进行科学研究,既然标榜文化无国界,为什么要用武力把珍贵的文物贴上本国的标签,据为己有?尽管如此,那些外国探险者们仍是小说着力刻画的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作者对他们的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顽强的探索精神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他们奇异的探险故事和六千大地优美的神话传说交相辉映,使小说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由于历史事件本身的缘故,每次探险之间缺乏必要的因果关联,致使小说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小说的整体性相对较弱,每一次的探险故事几乎都可以独立成篇,这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和传奇性,客观上起到了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作用,但不利于读者对小说整体意象和深厚意蕴的宏观把握。

  在小说中,沙州驼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意象,它既起着连缀各国探险故事的结构作用,又寄托着作者对未来人类理想人格重建的美好愿望。因为外国探险队的科学考察需要寻找经验丰富、熟悉地理文化环境、忠实诚信的沙州驼队做向导,他们是六千大地上独特的存在。骆驼客们真诚、勇敢、忠义,他们怀着恢复汉唐繁荣的壮志和梦想,在六千大地上往来穿梭,作者说驼队是“伸展在西部六千大地的动脉、神经和触角”。沙州驼队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它传承三百多年,康熙五十四年之后进入全盛时期,左宗棠的西征军想征集他们消灭叛军,他们汉人正统十一的后代,以敦煌为大本营,在事实上承担起了六千大地与中原、中亚、欧洲的物质文化交流的神圣使命,他们用“讲故事”的方式传承文化、叙述历史、交流情感,他们是文明的信使,同样是他们将六千大地珍贵的文物、经书运出国门,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些文化遗产本来就是属于全人类的。驼队的驼主是装满糜种的陶器,是泥人正统十一。驼队不属于官方,骆驼客不是佛教徒,也不受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约束,他们甚至没有纪律,但却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生存法则——顺其自然,精诚团结,努力创造。沙州驼队的存在方式是奇特的,它不断受到权力和金钱的冲击和挑战,却仍然倔强地穿行在六千大地上。沙州驼队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一个文化意象、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蕴藉的古老寓言。世纪之交,人类正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独、困惑和迷茫,有人向宗教寻求解脱,有人向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探询,有人呼唤贩卖“狼图腾”,作者也是一位真诚执著的探寻者,他发现了沙州驼队。在科技理性发展的今天,金钱法则和契约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准则在实践中屡屡受挫,而让人们重新将一切生存发展的希望都寄托到上帝或佛祖身上,又是极不现实的,那么人类将向何处去?骆驼客所遵守的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尚未成熟到纪律或法律的层面,但那是汉民族千百年文化积淀的结晶,它成为骆驼客的生存法则和价值规范,简单纯净熏染着他们的灵魂,使他们的精神世界丰满厚重。沙州驼队的存在方式显然是过时了,但他们的精神却像六千大地一样绵延着,给生者以启示。人到底最需要什么?沙州驼队的诚实守信和团队精神不正是我们当代人所欠缺的吗?汉民族与瓦剌族血肉的交融,经历几百年大漠风沙的洗礼,锻造出骆驼客质朴顽强的生命意志,这不就是民族精神和西部精神吗?如果能与西方探险家们的科学探索精神相结合,我们的民族将会更加强大。

  六千大地是人类古老文明的活化石,它宽厚而包容,莫高窟里有北魏时期欧洲人用粟特文题写的古希腊的抒情小诗,伯希和惊叹“一个六千大地的宗教圣地竟然允许外乡人自由抒情”[2],这是怎样的气度?他断言莫高窟包含着大部分世界文化历史的信息,并将之比喻为世界文明的化石,认为莫高窟是自古以来全人类的灵台,是人类心灵的故乡。然而,就是这些西方的文化英雄们搬空了藏经洞的经书,把莫高窟里的壁画切割运往欧洲。六千大地就这样悄然、默然地注视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沙州驼队是客观的历史存在,是人类文明的见证者。这些“存在”在不知不觉中透过其浑然未觉而传达着一个信息,那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勤劳诚信、勇于探索,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德,爱与和平是凝聚人类心灵的纽带。小说内容与精神的博大正是由六千大地独特的存在所决定的。

  二

  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和人类文明肢解得支离破碎,英国社会学家鲍曼(Bauman)有一句名言:“生活在碎片之中”(Life in Fragments),集中概括这一时代特征。丹尼尔·贝尔也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之进行了精辟的阐释,他说:“在制造这种断裂并强调绝对现在的同时,艺术家和观众不得不每时每刻反复不断地塑造或重新塑造自己。由于批判了历史连续性而又相信未来即在现在,人们丧失了传统的整体感和完整感。碎片或部分代替了整体。人们发现新的美学存在于残损的躯干、断离的手臂、原始人的微笑和被方框切割的形象之中,而不在界线明确的整体之中。……这种美学的灾难本身实际上倒已成了一种美学。”冯玉雷对此深有感悟,他说:“所有文明的碎片都被大众吵吵闹闹地咀嚼着”,许多作家艺术家也在处心积虑地试图将这些文明的碎片联缀起来,使之还原或再生。有人解读《红楼梦》,有人水煮《三国》《水浒》,有人创作“大文化”散文,并纷纷成名获利。在都市化的迅猛进程中,冯玉雷选取了地处亚欧交界的六千大地,那片曾经辉煌富饶、而今却贫瘠荒凉的神奇土地,尽管敦煌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得到了中西方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但敦煌仍然作为西域文明的活化石存在着,敦煌的历史和那逝去的文明对一般大众来说仍然是个谜,重新挖掘20世纪前后那段历史是痛苦的,巨大的自然历史文化宝库被西方学者和一些打着科学考察旗号的掠夺者发现、研究、劫掠,这是中华民族及其古老文明的屈辱,揭开疮疤是剧痛,逃避遗忘则是麻木不仁。正视那段历史是需要勇气的,如何客观评价那段史实,对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历史在不断被言说、被阐释着,真实的历史距离被叙述出的历史到底有多远,大概“永远有多远”,本真离我们就有多远。作者对那段历史、对那些文明的碎片进行了个性化的处理,小说所呈现的是作者对象化了的六千大地及其历史,是六千大地在作者心中的一个影像。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自然、历史、文化的尊重,尤其是对那些难于把握的史实和神秘现象,作者隐藏在“存在”之后,让“存在”本身叙述、阐释自己,给予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和自由思考的余地。初读这部小说,有时会觉得作者被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所牵引操纵,误以为叙述人沉溺于纷繁复杂的关系和神秘莫测的混沌中难以自拔;有所会觉得作者的价值立场摇曳不定,误以为作者缺少驾驭宏大叙事的能力。随着阅读的深入和对这段史实的了解,我们发现作者对自然存在和历史文化的挚爱和敬畏,感觉到作者在恳切平等地与读者对话,他充分尊重和信任读者。

  在作者笔下,藏经洞的经书、石窟里的佛像、灵光塔、“楼兰女王”、残损壁画上的飞天、泥人正统十一、跻身壁画的先人张议潮、古城堡中发掘出的丝绸碎片、破瓦当等,和桀骜不驯自由驰骋着的天马、野驴、野骆驼,和常常积蓄力量爆发鸣叫的“湖上牦牛”,和在痛苦中呻吟的糜子,和飘散着花香的沙枣树一样,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它们在炫耀着六千大地曾经的辉煌,在诉说着亡国后四处流浪的臣民的屈辱和艰辛。在小说中,一切存在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包括神话传说和属于六千大地任何一个生命个体的梦想和故事,哪怕它只是为了缓解旅途的寂寞而编造虚构出来的,哪怕如奥得那存活一天却缠绵一生的爱情,哪怕那只是斯文·赫定梦中的“楼兰少女”,它们都共同构成了神秘的楼兰古城,共同创造了美丽的楼兰神话。也许历史上的楼兰女王、奥得的恋人、斯文·赫定梦中的“楼兰少女”与历尽艰辛一生都在敦煌守候着唐古特的楼兰真的是同一个人?不管在古墓、在梦中、在爱人的心里,还是在驼工的故事里,她们都属于六千大地,她们共同构成了绚丽神奇的敦煌文化,所以,她们都是“存在”,存在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不仅包括一切生命实体,而且包括一切存在于意念中的事物。古代灿烂的文明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由人的意念创造的,它很难被科学解释,有时甚至连当事人都难以说清,但它们共同参与了人类文明地创造和发展。唐古特的记忆永远也不可能与楼兰的记忆重合,但它们同样美丽,同样刻骨铭心,同样让人感动,确如罗布奶娘所说,楼兰的一对双胞胎就是他们爱情的见证,有什么必要去追究爱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情景是否与事实或记忆相吻合呢?对于这些现实和科学都无法解释的奇妙现象,作者都给予极大的尊重和耐心,忠实而又虔诚地叙述它。

  对于那些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作者也都采用了“述而不作”的方式,让人物和事件自己倾诉。对小人物的卑劣、愚昧、斤斤计较、唯利是图、自以为是决不遮蔽粉饰,王圆箓作为一个道人守护着佛教圣地——莫高窟,受尽非人的折磨和屈辱,以生命呵护改造着敦煌壁画,他用出卖经书和文物的钱修缮维护莫高窟,大量文物通过他遭到毁坏或流失到国外,有人说他是千古罪人、卖国贼,有人怜悯他的愚昧无知和他对莫高窟艺术的执著,他的功过让人难以评说,但他是真正用生命来守护莫高窟的,虽然他人格卑下,小肚鸡肠,功利心强,疑神疑鬼。作者没有对这一历史人物盖棺定论,而是将之放在矛盾的漩涡之中,通过他对藏经洞经书的处理和他对外国科考人员态度的比较,以及他与清朝地方官员和他的徒弟之间的冲突来还原这一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态度客观公正、宽厚仁慈,不做丝毫贬抑。阿克亨从一个骆驼客蜕化为一个文物制贩者,他仿制的古文书和历史文物,骗过了欧洲最具权威的学者,其制假手法堪称精绝,让那些文化侵略者上当受骗,使不少西方学者倾尽毕生精力都无法解读,他后来被斯坦因揭穿获罪入狱,却仍然把斯坦因做朋友。这对西方学术权威和现代科技来说简直是莫大的嘲讽,但作者没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将这一人物塑造成民族英雄,因为制贩假文物欺骗侵略者虽然解气、痛快,却与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相冲突。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也体会不到丝毫的欣喜和慰藉,小人物的狡黠与贪婪,西方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科学精神,都让人难以忘怀。阿克亨的形象虽然不像奥德那样可爱,但他依然真实,丰满,可信。小说中可圈可点的人物很多,作者塑造的最成功的还是这些富有争议的人物,其中包括普尔热、斯坦因、荣赫鹏等西方探险家们。要处理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关系,叙述这样纷繁芜杂的历史文化现象,没有宽广的胸怀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是难以想象的。除此之外,小说的成功还取决于作者对历史文化、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对六千大地和芸芸众生的悲悯情怀。

  小说博大包容的文化精神是由六千大地独特的文化形态决定的,欧洲发达的工业社会和物质文明缺少的正是六千大地的简单真实和生命主体的心灵宁静,以及他们面对困境和灾难还能镇定自若地充满怜悯地真诚慷慨地帮助陌生人的人生境界,英国诗人梵歌被这种生存方式深深感动,这种感动外化为他对敦煌文化的热爱和他对香音纯真炽烈的爱情;西藏人面对入侵者依然快乐忙碌自由地生活着,反而使侵略者感到震惊和自卑,仿佛受到蔑视和嘲笑,荣赫鹏对西藏的占领没有给英国和他本人带来应有的荣耀,反而将一个侵略者薰染成一个六千大地的崇拜者和研究者,这也许是六千大地的神灵们对他的捉弄吧。

  德国现象学家舍勒说:“我们的精神也有自然和世界;‘敬畏’在价值领域里维护该自然和世界的这一远景和这一天际自然。我们一旦关掉敬畏的精神器官,世界就立即变成一道浅显的计算题。只有敬畏才使我们的自我和世界的充实与深度,才使我们清楚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具有一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财富。敬畏感的每一步都能够向我们显示出新颖的、青春般的、闻所未闻的、见所未见的事物。”所以冯玉雷总是让人物或事物自己说话,让他们不断展现自身的个性和魅力,让我们感受到六千大地的博大和不可穷尽。他深知,在六千大地面前“不能表露出任何粗野”。人的自我只有在敬畏中才能显示出深度,犹如埋藏的金子从砂砾中向外闪光。在作者看来,凡是存在的都是值得敬畏的,哪怕它只存在于某人瞬间的梦幻或意念里。对生命存在的敬畏使他发现了他人所未见,使小说体现出的博大包容的文化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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