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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文化与西部精神的文学再阐释

17-02-21 16:30 来源:中国甘肃网 编辑:张玉芳

  《敦煌遗书》是甘肃青年作家冯玉雷继《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之后又一部长篇巨著,如果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是一部“文化寻根”之作的话,那么《敦煌遗书》就是一部“精神寻根”之作。冯玉雷这头“湖上牦牛”凭着一个西部人对西部土地的热爱、对西部文明的谙熟、对文学创作的执著,穿越时空的物理层面,以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20世纪初四次来西域“寻宝”的历史事件为叙事背景,把笔触深入到西部文化的历史深处,对西部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度开掘和形而上的思考,终于发掘出了西部精神的本真品质——温润纯洁、仁爱和谐。这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玉的品质吗?可以肯定地说,以玉比西部精神,并把二者完美结合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敦煌遗书》是第一部。

  一、“比德于玉”与西部精神

  蒋孝琬拒绝科举考试,远道来新疆寻父,说明他有骨气且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护送被刺杀的老乡阴无忌的灵柩回湖南,说明他重情意;他不远千里来新疆还玉璧,说明他守信用。大夏被蒋孝琬的这些品德所深深地打动,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就把自己和弟弟的两块祖传的“灵玉神光”玉璧合二为一送给了蒋孝琬。显然,大夏以玉比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在《礼记·聘义》中说过:“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择,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怯,洁之方也。”不管是“十一德”还是“五德”,实际上都是中华民族对玉的温和、细密、坚韧、洁净和不掩瑕疵等特性的人格化,从此玉就有了人的优质品性,几乎成了“君子”的代名词。随之,佩玉行为也具有了特殊的含义,意味着佩玉者要时时谨言慎行,做个温润如玉的高洁君子。斯坦因初次见娇娇就被“她纯洁的眼神、健美的身材,还有甜甜的微笑”所打动,她温柔活泼,真诚多情,是众多女性中最闪亮的一个。既敢于大胆追求斯坦因,又能真诚对待大夏,使其率真纯洁的性格一览无余。她爱西部的大地,爱西部的兄弟姐妹,就连死后也把自己的灵魂化作了一丛丛可以治病疗伤的毛腊。相比之下,善爱更多了一份老练,当她救过的那峰“金玉神驼”要成为沙洲驼队的一员时,她“提着水桶,拿着毛刷,穿过驼群,走向镇定自若的野骆驼。人与驼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高兴地厮磨。善爱从它的头开始仔细洗刷起来。”这哪里像人与畜生相处,俨然一位慈母在亲自给自己的爱儿洗三,其中的虔诚尽在她无言的洗刷中。她们高尚纯洁的品质如她们所戴的玉貔貅、玉佛、玉观音一样晶莹剔透。

  从某种意义上说,佩玉就是盘玉。据刘大同在《古玉辨》中记载,盘玩玉器有文盘、武盘和意盘三种方式。所谓文盘,专指将古玉放在小布袋里,贴身佩戴一年以上再拿出来直接戴在身上,目的在于用人的气血养玉。武盘就是通过人为的力量不断地把玩玉,以企尽快达到玩熟的程度。意盘就是用人的意念去感化玉器,使玉质更优更美,同时人也不断地从玉的美德中汲取精华滋养自身气质,最后达到玉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种盘玩既让玉器得到了护养,也使人的精神也得到了升华。其实,这部小说中的大部分人所谓的佩玉就是“意盘”,他们借玉的品质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然后又用自己的高尚品质去感化玉器。沙洲商驼驼主昆仑无视于自己的生命安危娶盘姑、救娇娇;他身为官丈人却不以官丈人自居,而是恪尽职守,谨慎经营沙洲商驼,就连驼队受雇于斯坦因挣来的钱他也想着要为大夏和八荒兄弟俩恢复玉雕工艺;他待人真诚宽厚,用自己的智慧率领驼队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生命难关,不但赢得了斯坦因的信任和好评,还颇受其他骆驼客的敬重。所以他把妻子盘姑变成的黑色鹅卵石盘成了一块优质的羊脂玉。八荒虽然外表粗犷豪放,但内心深处却细腻多情,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而且冷静沉着。所以他凭着祖先遗传给他的嗅玉鼻子在远离绿洲的沙漠腹地终于嗅出了一股熟悉而又缥缈的玉香味,不仅找到了娇娇还救了一匹小野驼的性命。大夏不辞辛劳不惧艰险前去帕米尔高原之巅迎接远道而来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他讲诚信、守原则,从不义气用事,所以他把娇娇的头盖骨盘成了一块上等玉璧,而且玉璧的“正面隐约呈现三危山图案,背面是鸣沙山轮廓”。

  从本质上说,《敦煌遗书》中的“比德于玉”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儒家以实用精神为原则的生活图景,而是融注了道家崇尚自然、顺乎天道和人性,但又不同于道家超越现实的纯粹理想化的生活图景。它是作者试图引导人们摆脱沉重的功利荣辱束缚,树立一种追求自然之美、自然之真和自然之生命活力,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一种精神取向。

  二、“大道和谐”与西部精神

  在远古时期,中国先民视玉为山川之“神灵”,巫师常用它呼风唤雨、祛灾纳福,由此人们逐渐形成了崇玉和祭玉的文化意识。战国秦汉时期,礼玉意识与儒家宗法制度和道德观念结合起来,人格化了的玉珪具有了独特的含义:玉玺象征着国家和皇权,玉饰成了贵族身份和君子之德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思想转而成为中国玉文化的主要载体,他们把玉作为长生不老的药饵,认为“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丧葬时还把玉当作眼帘、鼻塞、口塞、阴塞、屁塞等物使用,认为“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并能起死回生利于“转世”;有时还以玉珪做法器,用以除慝辟邪。唐宋之后,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和市井经济的兴起,玉的文化意蕴逐渐两极化:在宫廷,玉仍然是富贵、道德、权力的象征;在民间,它仅仅成了福佑平安的吉祥符。可以见出,玉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一个从神玉——王玉——民玉的演进过程,但每一个阶段都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玉的崇拜和信仰,都贯穿着一种“大道和谐”的民族精神。在现今社会里,它虽然不再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皇室贵族的专利品,但人类历代赋予它的文化观念依然深深地影响着炎黄子孙们的世界观、是非观和道德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更是把中国传统玉文化推到了极致。奥运会会徽是奥运会最具权威性的形象标志,不仅以玉为材质,还形如古代玉玺,显然,其制作灵感来自“王玉”,且有着玉召尊贵和印示诚信的深刻寓意。“用青白玉制作奖牌,取玉之仁,润泽而温,代表奥运精神的博大包容;取玉之智,锐意进取,代表奥运精神的创新进步;取玉之勇,不屈不挠,代表奥运精神的‘更快,更高,更强’;取玉之洁,纤尘弗污,代表奥运精神的高尚纯洁。以‘金镶玉’为创意的北京奥运会奖牌,与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交相辉映,就此成为中国灿烂文化与奥林匹克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王晓慧,余景阳:《北京“人文奥运”: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诠释》,《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在吉祥物福娃的造型中,将鱼、大熊猫、藏羚羊、燕子等象征友好和平之物和奥林匹克圣火与玉质材料有机结合,更是代表了中华民族向往友谊、追求世界和平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可以说,一部玉文化史,就是一部以“大道和谐”为信仰理念的中华民族精神史,其中寄托着人们对美德的渴望、对永恒生命的向往以及对和谐生活的追求。《敦煌遗书》更是一部通过玉文化来传达作者渴望人类和谐相处愿望的佳作。

  雪莲虽然身为小妾,却从不以自己的年轻美丽蛊惑潘镇和祸害正房夫人,而是和他们和谐相处,并利用便利条件开办私塾,为广大骆驼客的孩子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她不为任何名利,默默地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她那博大的母爱之心就像雪莲花一样纯洁,像玉一样润泽。善爱、采诗和娇娇姐妹仨先后都当了女骆驼客,理由很简单,就是“男人离开女人,进沙漠太久,会出事”,她们认为:“女人是水,我是女人,也是水,我有滋养他的责任,不然,他会变成沙漠。”这里的男人与女人之间,没有强迫,没有占有,一切都出自她们的意愿。她们主动用自己的身躯“滋养”这些身处沙漠的男人,却不求任何回报,比起那些把两性关系当作游戏、当作谋取金钱的手段的现代“宝贝”和“二奶”,的确要高尚得多、纯洁得多。这就是冯玉雷笔下的西部女子,她们如玉一般仁慈、善良、率真和洁净。有人认为“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乔以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这些西部女子生活在沙漠、戈壁、荒原,没有抱怨,没有逃离,有的是勇敢地面对自然灾害,真诚地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不仅关爱人,也关爱动物的生命;她们大爱无边,和谐有加,这就是她们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及其生存意义的认识。小说中有这样一首诗:“我是骄傲的女人,/有硕大乳房,/谁要娶了我,/就喂饱他/和他的孩子!”用它来诠释这些西部女子的女性意识,是再恰当不过了。

  八荒深爱着采诗,但采诗是一个任性的姑娘,死活都不肯接受。采诗的水磨坊被大水冲走了,使探险队的粮食不能如期磨出,出于对采诗的爱和对探险队的负责,八荒无偿给采诗修建了一座更坚固更漂亮的水磨坊。娇娇不见了,昆仑驼主毫不犹豫地前去寻找,找到后并亲自给她熬粥煮汤调养身体。当接应五蕴的拉拇支队迟迟不归时,斯坦因打发蒋孝琬求救于沙洲商驼,尽管昆仑多有为难,但出于对斯坦因探险精神的敬佩和对他事业的支持,还是派出了一支小型驼队前去接应。迦楼罗凭着自己的机敏把斯坦因的探险队带到了楼兰古城,潘镇也给了斯坦因许多帮助,这就是西部的汉子们,他们“有时候冷静如山,有时坚硬如玉,有时候又宽广如沙漠”,难怪蒋孝琬要认昆仑为父。显然,这里的“昆仑”不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已经被作者符号化了。《淮南子·地形训》中记载:昆仑山有不死水、不死树、不死药,人食之不死;有玉,食玉膏则使人长生不老。《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说:昆仑山的每一面有九口井,每口井都用玉石作栏杆;每一面又有九道门,每道门都有半人半兽的神看守着。两处记载给了我们同一个信息,就是昆仑山是玉山,是神仙所在的地方。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神仙所在的地方就是他们精神所向往的地方,所以“十一页桦皮书”上说约特干国王变成了金驼,慢悠悠地走向了昆仑山;盘古的女儿与蒋孝琬离开王宫,越过青藏高原,到昆仑山,每天吃玉树琼枝结的文字修成了神仙。后来,就连夸父和昆仑驼主死后都化作了昆仑山里的一种声音,“金玉神驼”也回去死到了昆仑山里。其实,作者在这里已经给我们建立了一个意义链:玉——昆仑——西部——西部精神,“玉”是作者对西部人的生命根性和生命品质的理解,其核心内涵就是西部人仁爱、智慧、坚韧、纯洁、和谐、友爱的人性情怀。在此,既是作者对物的人性化,也是对人的物性化,他们和谐一致的表征下深藏的是“天人和谐”的深刻意蕴。“和谐性”不仅是社会的本质属性,更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当然也是文明进程中整个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可以说,作者用中国西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为人类调节自我、平衡自我树起了一个活典型。

  三、玉文化与西部精神书写的当下意义

  1、还原中国本土文化的真实面貌,让西部精神发出本真的光辉,成为人们回归自我的精神家园。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不管是已经被文字记录的,或者是没有被记录的,都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巨大存在。然而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现代文明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封闭的思想之后,中国人就一次又一次地把中国传统文化放逐到辽远的思想边地,去追尾一浪又一浪的西方文化思潮,使中国本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在当前经济已经全球化的大形势下,文化也逐渐走向全球化。我们知道,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过程,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就目前来说,全球化还只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经济、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现代性,而现代性是在西方文化中出现的,以西方的启蒙主义价值观为中心建构的一整套权力话语,对于非西方的社会和民族来说,它是和殖民化的进程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对此,钱理群先生不无忧虑地说:“如何突破这样的由西方话语主宰的话语体系的束缚,重建关于中国叙述的国家、地方文化知识体系,就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的新的历史使命,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方面。”【钱理群:《地方文化研究的三个关系》,《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她有着其他民族文化所不具有的价值取向,她是我们中华子孙的精神家园,坚守她维护她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另外,在人类学日益成为一种显学的时代里,中国文化不仅是一种民族文化或地方文化,更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作为地球村的一个公民,我们有义务让自己熟悉的和崇尚的文化发出她固有的光辉。冯玉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以西部为背景,以玉为载体,用灵动而美妙的文学书写为我们还原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真实品质,拂去了遮掩民族精魂的浮土,让西部精神终于走出异域文化观照下的他者想像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西部作家自我误读的泥淖,发出了自己的本真光辉——西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乡,还是斯坦因、斯坦因之父、戈特和艾伦父女的精神之乡,更是整个人类的精神之乡,书写它有着极强的人类学意义。

  2、以之抗衡西方现代文明,用它解救现代性重压下置于精神荒原的生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态物质化和实利化,欲望的极度膨胀使腐败现象到处蔓延,强奸、抢劫、乱伦、盗窃、谋杀、贩毒、拐卖事件层出不穷,随之人的精神取向也趋向于回避是非、沙化道德、消解亲情、远离责任、放逐崇高,这几乎成了近年来非常严重的社会病症。对此,韩少功不无激愤地说:“我们身处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们在小奸商面前低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上歌台便如已经谈过上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商人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想只是在街上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妇或情夫。什么都敢干,但又全都向往着不做事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韩少功:《灵魂的声音》,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脱离自身所处的时代,就某种意义来说,具体的时代气候决定着该时代大部分作家的文学命运,他们或用纯洁的心灵耕耘出一片生命绿洲,为烈日下炙烤的生灵提供可心的凉荫;或把辛勤的汗水注成一湾清澈的静水,安顿在风浪中倍受颠簸的生命之舟;或用千万根青丝筑起一座高耸的灯塔,为迷失生存航向的灵魂照亮回家的路,冯玉雷就是一位试图用玉的温润洁净涤荡受污灵魂的作家。1992年,美国“新时代”(New Age)运动组织了一次会议,主题是“滋养灵魂:在日常中发现精神性”,他们“滋养灵魂”和“发现精神性”的重要手段就是认同美洲本土的印第安文化。“美洲原住民文化的器物被认为具有提升精神品性的功用,在会场的内外到处摆设着。像巫医之轮的形象、彩绘的木棒、羽饰、横笛音乐与颂诗录音带等均在现场出售,琳琅满目,摆成一长串展台”。【托戈尼克:《原始的激情》,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77页。】显然,《敦煌遗书》和美国“新时代”运动有着同样的性质,它和盘托出了许多中国古文化,如文书、烽火、铜钟、钟楼、古城、驼唇文、洞窟、壁画以及各式各样的玉器等,西部自然景观,如雪山、云朵、芦苇、毛腊、蚊虫、野鸭、野猪、狼群、烽火台、和田钟声、鸣沙山轰响等,以及西部人那准乎原始的纯朴和谐的生活方式,就是想用它们来“滋养”现代性重压下受污的灵魂,帮助他们重建精神性人格。

  在当今被所谓的“大话”、“戏说”、“把玩”、“自娱”、“肉身”、“兽性”、“绝望”、“迷狂”充斥着的文坛,还有谁能如此固执地彰显一种富有深度的文化精神,为人类创造一个精神信仰的王国和安顿灵魂的家园呢?冯玉雷恐怕是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中的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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